莫厘山会议后，赵铭的事情便多了起来。
一方面要处理苏松常的军政事务，另一刚面，又要处理党务。
这让他在掌握权力的同时，也被各种事情淹没，急需要扩大班底，来帮忙处理事务。
此时，朝廷那边的旨意还没下来，苏松常的军政事务，短时间无法理顺，赵铭便先投身于党务建设。
在返回苏州后，赵铭首先献金三十万两，钱谦益等江南士绅和商贾，也纷纷献金，共计得白银六十万两，作为国社党的经费。
赵铭作为华兴公司最大的股东，长期以来，东海镇的钱，就是他的钱。
最近赵铭决定结束这种状态，将公库与私库分开，才知道自己有了很多钱。
因此他一下拿出三十万两，作为社党经费，而不少江南士绅和商贾，也是积极投献。
江南士绅在晚明时期，是出了名的贪财吝啬，这次能这么大方，一是要感谢傅上瑞的衬托，二则是赵铭振兴苏松的战略。
明朝从太祖时期开始，就推行抑制商业的国策，到嘉靖年间百姓还再交实物税，直到一条鞭法推行，才逐渐激活江南经济，使得江南的工商业，在晚明时期迅速发展。
但是商业发展的同时，朝廷禁海，限制商业，重农抑商的态度却并没有改变，或者说朝廷没有为江南工商业做什么事情。
江南商业的发展，朝廷没有参与，士绅商贾只能通过冒险走私赚取银钱，而走私乃非法之举，便只能官商勾结。
这便使得东南士绅和商贾，对于朝廷并没多少感情，不寄希望于朝廷来维护他们利益，只求朝廷不来分他们的蛋糕，走向官商勾结，依靠东南官员来维护利益的道路。
而赵铭推行振兴苏松的战略，推行上海开埠，鼓励发展工商业，则是直接官府参与，花钱投入，东南士绅自然要支持赵铭和他的国社党。
虽说赵铭的口号是“为国结社，结党为公”，但是真实情况显然不是这样。
完全的大公无私，是不可能的，那样太过理想主义，国社党必然难以成功。
通常而言，正义的口号，都只是吸引一些年轻人，给天下人看的，而背地里，可能并非那么一回事儿，国社党必定是需要代表某一些人的利益，获得一个阶层的支持，才可能发展壮大，并夺取政权。
现在社党接受江南士绅和商贾的献金，肯定就要为他们发声，适当的维护他们的利益。
在社党获得一大笔银钱之后，赵铭并没有迅猛的去扩张国社党，而是做了两件事，一是花费银钱，在太湖之畔，修建一所书院，用来传播国社党的思想，其次，以较低的价格从华兴公司，购买了商务印书馆，并委任陈子龙为本部宣传司长。
赵铭的意思是，将商务印书馆改组为国社报馆，一方面原来翻译西夷书籍的事情，照样继续做着，一方面，发行国社报，主要用来评论时事，介绍大航海和西夷殖民，宣传国社党的思想。
办湖畔书院的事情，赵铭交给了钱谦益，东林党以书院结社而起家，对此经验丰富，等他先将架子搭起来后，赵铭再来进行改革，将湖畔书院变成一所，近代党校。
国社报的事情，则全权交给陈友龙处理，近些年来，他写了不少关于台湾和航海的文章，东南之地影响很大，对于这一方面也有了经验。
此时，国社党的社员，总计不到百人，办完这两件事，便也就无事可做了。
赵铭遂即又将精力，转移到了军政事务上来。
此时，经历了上半年的厮杀后，明清双方都已经力竭，天下总体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