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在近代是有很大变革的,以《大国崛起》为例，在史学变革之前，这样的作品是不敢想象的就算没有视频,只是文稿形式也不可能。因为近代以前的治史理念和之后的治史理念很不同，这就像是《史记》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体例一样,对于当时生活的的人来说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然后后世因循之。
生活在后来的人感受不到这种变化的意义,但不代表这种意义就不存在。
许盈在经过一番考量之后就决定用《大国崛起》的方式论述战国七雄的崛起！其中最重要的理念就是‘相互关联’，以及引入‘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种因素——一国兴起不只在于这一国，与当时所处的种种内外部环境是息息相关的。至于推导崛起过成,则需要追根溯源，从方方面面来分析。
这对于此时的‘知识分子’而言，恐怕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不过士人中的精英分子接受能力一般都比较强,许盈并不担心裴庆会觉得这样写有什么问题。事实上，如果裴庆对此接受良好,许盈可能还会主动推动这些文章传扬出去,这有利于‘扬名’。
想要为名师，必然要有大名而扬名这种事，很多人都是从小做起的！
比方说，汉时的一个个地方孝廉,除了极少数表里如一的,很多其实都是天生演员，孝行、德行那是从小就开始积累,时间久了名气也就有了。此时也差不多,很多世族子弟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家族中的长辈就有意无意帮助出名了。
这可是‘出名要趁早’的现实版演绎！
许盈写几篇文章出来，只要文章质量过得去,自然会有相善人家的长辈出来品评，因为他的年纪的原因也很难会有什么差评。稍加包装一番，他就能迅速立起‘神童’的招牌。
倒也不用担心这样太超常，事实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神童。这个时候七岁写得上佳诗文，八九岁能提出利国利民主张的孩子自然也是有的。许盈和这些神童站在一起，虽然这样的孩子不多，但也绝不到‘仅此一份’的程度。
许盈选择齐国作为第一篇，最近并不像裴庆想象的那样，都在详细研究齐国历史这个时候离战国时代虽然近一些，很多史实却不一定会比现代更可考！受限于信息传播与收集的困难，一个现代人想要了解齐国建国到灭国的方方面面是佷容易的。如果不嫌艰涩的话，各种非常深刻的大部头也是唾手可得。但换在古代，那就是另一种难度了！
许盈手上能研究齐国的书籍不多，除了《春秋》、《太史公》等史书之外，还有一些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学术成果，多多少少也会提到齐国相关。毕竟当初稷下学宫就在齐国，在那里讲学的学者、学习的弟子，这方面有所记载也很正常。
听起来很多，但相比起后世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就不够看了。
那么多现代历史学者专注于研究这些，又有庞大的资料库做支撑，很多这个时候不为人所知的历史细节都能考据出来！再加上考古研究的成果，现代史学的科学方法论，这些都极大促进了历史研究成果的出现。
许盈更多是在梳理上辈子所学上辈子所学的东西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回忆起来，所以他也只能尽力为之。
至于实在记不起来的，他才无奈地选择通过手边现有的‘史料’进行弥补，也有通过这些看能不能多回忆起一些的想法。
说真的，这样一来，文章还没写几个字，他治‘齐史’水平先飞快提高了起来。
至于文章，他大概就是开了个头的样子虽然才刚开头，但也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比如他先引入了‘黄帝纪年’。这个时候史家常常提年号，没有年号的时代也往往称‘某某几年’，这个‘某某’往往指的是天子、国君，就是以这些人在位年份来算的。
这个法子有的时候其实很麻烦，因为如果不是对历史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只听年号的话有些东西都会被模糊。读史的人把握不准精确的年份，貌似只要查一查各位皇帝的年号就好，但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这就像是小学学算数时不许用计算器，有些人觉得不能理解，人的先进性不就在于会使用工具吗？但有的人却是明白的，计算这件事，如果自己不算，很多时候对数字是没有感觉的。完全没有经过计算训练的人，也就丧失了对数字的敏感。
许盈当然不可能引入公元纪年，考虑一番之后他干脆请出了黄帝纪年黄帝纪年最重要的就是推算出黄帝即位的年份，以此为起点捋顺之后的年份。这个工作倒是不难，因为《汉书·律历制》上就有记载。
这也是干支纪年法能够存在的基础，毕竟如果没有确定哪一年为第一个甲子年，之后要怎么循环呢？
另外，《齐国论》的实际内容，才开了点儿头——许盈从很久以前齐国还没建立开始说起。
自然环境对人文历史的塑造在现代并不是一个多新鲜的观念，比如说史学家们就提出现代文明可能出现在亚洲，也可能出现在欧洲，但不可能出现在美洲！这是因为美洲是南北纵列的大洲，意味着一种作物很难像亚欧大陆一样完成适应传播，适于驯养的牲畜也是如此。
而这恰恰是文明的基础。